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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黄梅戏起源的知识介绍

admin2024-01-20黄梅戏知识人已围观

简介黄梅戏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。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。 大多数人习惯认为黄梅戏的发源地是安徽,但这是不准确的。 黄梅(县)本身在湖北,但处于鄂、皖、赣三省交界处。

黄梅戏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。

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。 大多数人习惯认为黄梅戏的发源地是安徽,但这是不准确的。 黄梅(县)本身在湖北,但处于鄂、皖、赣三省交界处。 一百多年前,这里就流行“黄梅调”,又称“采茶戏”。 这种小剧的一个分支逐渐东移,流行于安徽省安庆地区,形成了后来的黄梅戏。

早期的黄梅戏大多直接将当地的民歌搬上舞台,表达当地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的故事。 例如,《小猪除草》讲述了一个农村男孩和一个女孩因为除草损坏庄稼而发生冲突,他们通过对歌解决冲突的故事。 其中,“男人面朝花,妹妹面花,两人走在田埂下……”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。 又如《情侣看灯》,通过一对小情侣在元宵节看灯的经历,描绘了都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 很快,黄梅戏在演出大剧目上也取得了成功。 这些剧目主要是受青阳腔、徽腔影响的长篇剧目、完整故事,如《乌金记》、《七仙下凡》等。 其中《七仙下凡》经过数次磨砺、修改,最终定名为《神仙配对》,成为黄梅戏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。 需要指出的是,早期的黄梅戏基本上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。

20世纪20年代以来,黄梅戏逐渐成型,并逐渐走上专业演出的道路。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演出地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舞台。 首先,安徽怀宁出现了职业级俱乐部。 怀宁素有“戏曲之乡”之称。 这里盛行黄梅调。 从表演方面来说,剧目多、才艺多、班次多; 从观看者的角度来看,有很多观众和市场。 于是,一批剧团应运而生。 1926年,著名演员丁永泉、曹增祥、丁和寿等剧团活跃在安庆城内,从此扎根于此。

黄梅戏进城后,受到京剧、越剧、阳剧、淮剧、评剧等剧种的影响,表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 从剧目来看,不乏从其他剧目改编、移植的好剧目,如《闻素臣》、《红碧园》、《花缘》、《蜜蜂的故事》等。 从音乐角度来看,对传统唱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,主要是减少了传统唱腔中方言色彩浓厚的冗余字。 这样,唱腔简洁明快,从字面上看就容易理解。 从表演来看,吸收了兄弟剧的一些风格化动作。 开门、关门、抚平、喝酒等动作,其他如服装、道具、装置、伴奏等方面较乡村表演都有发展。 这个时期,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,黄梅戏已经成熟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黄梅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。 由于国家对地方戏曲的足够重视,为了增强地方戏曲的艺术实力,国家先后选派了一些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黄梅戏的改革。 在新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,黄梅戏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。 黄梅戏从安庆的一个小剧目发展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剧目。 至今,黄梅戏与黄山并称为“安徽第二黄”,成为安徽省的骄傲。

这一时期,黄梅戏的唱法进行了改革。 音乐方面,增强了“评词”唱腔的表现力,打破了“花腔”只能用于戏曲的限制。 同时,它巧妙地借鉴了民歌等音乐元素。 ,创造出与传统唱腔和谐一致的新曲调。 在伴奏方面,不再是断断续续的“三打七歌”,而是以中国音乐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,大大提高了该剧在音乐氛围方面的表现力。 这一时期演出的剧目很多,但大部分都经过整理和重新剪辑。 如《打猪草》、《情侣看灯》、《天作之合》、《蓝桥打水》、《补背包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秦雪梅尽孝》、 《柳井》、《春香传奇》、《驸马》、《牛郎织女》、《党的女儿》、《江姐》、《刘三姐》等等,不胜枚举。 其中《神仙配》、《驸马》、《牛郎织女》被拍成电影,对黄梅戏的广泛传播、保存黄梅戏艺术家的优秀风格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说到黄梅戏艺术,就不得不提到一批对黄梅戏艺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艺术家,比如严凤英、王少芳、潘敬礼等。最突出的。 时至今日,每当人们提到黄梅戏,就会提到《神仙配》,而每当人们提到《神仙配》,就会提到扮演七仙女的演员严凤英。 试想,在当今的中国,有多少人能唱出严凤英的《树上的鸟儿成对》! 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,万人传唱,其中少不了颜凤英。

严凤英1930年出生于安庆一个贫困家庭,13岁时开始跟随严云高老师学习唱黄梅戏。 由于严凤英声音清亮甜美,外表美丽端庄,艺术悟性极强,所以她的表演深受观众好评。 她在《小词店》中的表演尤为出名。 《小辞典》是完整《砍刀物语》的一个片段。 讲述了一个名叫蔡明峰的年轻商人外出做生意,住在刘凤英开的商店里。 刘凤英的丈夫是个赌徒,整天泡在赌场里,不关心家人。 刘凤英对丈夫极为不满,但她与忠诚老实的顾客奎明凤有着相似的关系,两人坠入爱河。 但奎明峰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,分别时,两人都心痛不已。 剧中,当刘凤英得知奎明凤家里还有老婆,决定离店回家时,严凤英用一曲曲折挽歌的320行唱腔表达了角色撕心裂肺的悲痛。 表演具有很强的震撼力。 在此期间,严凤英表演的《送香茶》、《劝姑姑嫁》、《西楼会》、《猪除草》、《亲密爱》等,都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目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严凤英的艺术生涯面临巨大转折。 在此期间,严凤英对剧目进行了删减,特别是排练了《江汉渔歌》、《花木兰从军》、《两大红花》、《刘金梅的立场》等新剧目,提高了黄梅戏的表演水平和艺术水平。 ,学科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拓展。

1955年底,根据桑虎编剧、石慧导演,严凤英、王少芳主演的电影《比赛》杀青。 这段时间,不知道有多少人把这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。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影片的情节所吸引。 不知道有多少人爱上了严凤英和王少芳的出色表演……可以说,《比赛》的表演……中国掀起了“黄梅戏热潮”以及“燕凤英热潮”。 二十多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为了亿万人民喜爱的表演艺术家。

《火柴》之后,严凤英主演的《驸马》、《牛郎织女》也被拍成电影。 影片在国内外放映,对黄梅戏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严凤英遭到肆意羞辱和肉体折磨。 她无法忍受邪恶的无端攻击,不肯屈服。 1968年4月8日,37岁的严凤英服药自杀。

“文革”后,人们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家,在家乡安庆修建了颜凤英汉白玉雕像,让美丽善良的“仙女”永远留在人间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历经十年浩劫,黄梅戏不但没有衰落,也没有消亡,反而在国内外传播得更加强劲。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,黄梅戏在人才、剧目、表演风格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黄梅戏人才不断涌现。 王少芳等老一辈艺术家依然活跃在舞台上,而马兰、吴琼、韩再芬、陈小芳、蒋丽娜、马子君、黄新德、吴雅玲、蒋建国等一大批新人、周莉、陈兆顺、杨军、张辉、刘宏迅速成为舞台的中坚力量。 同时,黄梅戏在梳理传统剧本的同时,还上演了一大批构思新颖、题材鲜明的新剧目,如《红楼梦》、《于老四与张二奴》、《柯老儿加盟》等。 《聚会》、《未竟》、《爱情》、《双下山》、《梦碎棺材》、《玉断珠门》、《龙女》、《洛拔纪》、《西施》、《朱熹与朱熹》其中影响最大的有《红楼梦》、《秋千》、《徽州女人》等。

《红楼梦》是安徽黄梅戏剧院于1991年推出的新剧目,这次的《红楼梦》与以往的演出不同。 不遵循宝玉、黛玉、宝钗的爱情婚姻纠葛的刻板印象。 而是以宝玉的个人处境为主线,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,主张个性的解放。 不可避免的。 马兰是一位女演员,但这次她一改女儿身,饰演贾宝玉。 反串小生的表演,将马兰的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。 该剧导演马可认为:“我认为从来没有哪部《红楼梦》的质量比这个版本更高。” “随着排练临近,我连夜为宝玉哭灵的场面写了40多行歌词”,“作曲家立即作曲。” 《红楼梦》的演出,使黄梅戏更上了一个台阶,奠定了黄梅戏的声誉。 马兰在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引起关注和争议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马兰的《摇摆》和韩再芬的《徽州女人》。

《秋千架》是著名学者余秋雨为其妻子、黄梅戏艺术家马兰量身打造的一部剧目。 这是一个以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为背景的传奇故事。 该剧讲述了才女楚云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。 她多次通过考试并获得一等奖。 皇帝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楚云。 就在楚云束手无策之际,另一位才子千寻来到皇宫救了他。 千寻和楚云因欺骗皇帝而被判处死刑。 面对死亡,千寻与楚云举行了订婚仪式。 这让原本愤怒的公主感动不已,三个年轻人交换了想法,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 事件以悲剧告终。 在这个故事里,科举考试变成了儿戏。 这只是故事的扶手。 故事的走向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秋千架。

“秋千架”一出现,就引起了行业内外人士的热烈关注。 掌声与批评并存。

安徽戏剧理论家王长安撰文盛赞《秋千》:

封建科举制度是中国旧文化的悲剧。 它扼杀自然、窒息生命、摧毁人类创造力。 然而,由于选拔士子的原因,有无数学生无奈,只能通过铁砚磨炼考试。 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。 这必然导致生命的绚丽与现实的死寂之间的巨大矛盾。 楚云,一个习惯了秋千的女人,在秋千上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,以及独立沉浮的意义。 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“玩”来获得。 只有“玩”,才能真正成为自己,成为象征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的“仙”。

于是,她用“玩”代替父亲完成了乡试。 从中,她得到的不是成功的满足,不是乡试第一名的荣誉喜悦,而是玩弄自己的乐趣,品尝自由的甜头。 事实证明,一切看似神圣的事情都可以被恶作剧地对待。 当她与千寻私订终身之约时,她送给爱人的信物不是玉佩,不是围巾,也不是一首诗,而是一只蚱蜢。 这是她对生命的关怀,也是对本性的保存。 她不仅希望自己,也希望自己所爱的人,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、食人的社会里,更多地保留自己的本性,为自己留下一个空间,哪怕是关在笼子里。 但这种自由和自然是无法通过自我约束和恢复仪式,或者通过正统文化的规范来获得的。 你只有通过发挥和释放你的本性才能获胜。

一次秋千,秋千是无奈的选择; 一个玩笑,流露出一种独立的酸甜苦辣的喜悦。 自然与正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。 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将为我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,实现消化与幸福的统一,必然以自然的社会化取代自然的野性。

《秋千架》编织童话; 《秋千架》展现了一则寓言; 《秋千架》让我们改变感官去观察世界,改变心态去欣赏过去……

北京晚报资深艺术评论家谢锡章对该剧进行了分析和批评,他说:

将人类的生活体验简化为“荡秋千”是否合适则是另一回事。 如果只是表达这么一点意思,余秋雨教授写一篇文章就够了,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上一场大秀。 既然是戏剧,舞台上呈现的内容就应该比它要阐述的思想重要得多。 歌剧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很多年,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,歌剧的出路并不在于对传统文本的现代诠释。

事实上,马兰在这部剧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。 主要原因是不甘寂寞的余秋雨不恰当地来到了前台。 本应作为背景的文化的前台,往往让舞台上呈现的事物显得某种漂泊和尴尬。 比如新婚之夜,一位小姐和一位公主谈论“什么是女人”,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在刑场上谈论生命的价值,进而上演一场《刑场上的婚礼》,这种对抗传统文本的现代解读显然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,很难被歌剧观众认可,甚至破坏了叙事的合理性。

与《秋千架》不同,安庆黄梅剧团演出的《徽州女子》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。 《徽州女子》由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主演。 故事通过一个女人的“嫁”、“望”、“念”、“归”四个过程,展现了封建社会最底层女性的人生悲剧。 雕刻般的舞台美术、创新的导演手法、韩再芬栩栩如生、出色的表演,使《徽州女子》一反黄梅戏小、精、轻、喜的传统风格,取而代之的是深邃、凝重。 ,催人泪下,发人深省,独特强烈的艺术震撼。 评论家唐越在《戏剧影视新闻·梨园周刊》上撰文,题为《曲高不必为寡》。 他是这么说的:

黄梅戏舞台上的主角原本由“小家碧玉”占据,而《徽州女人》则在黄梅戏人物图库中隆重推出了“逢小姐”。 小家碧玉轻快流畅,直率明快,与通俗戏曲的气质有很多相似之处。 家家小姐的端庄、谨慎,不是景物,与“小家碧玉”无异。 但如果在端庄稳重的形象中再多一点内涵,那就算是品味的提升了。 “徽州女人”确实是一位内涵丰富的女人。 她漫长的一生在平淡如水、飘忽如云的剧情进展中慢慢延伸,其中包括孤独与迷茫、爱与恨的深刻体会。 《无悔》的精辟诠释,蕴含着对人生信念和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,迸发出强烈而深邃的人类力量。

对《徽州女子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该剧与“戏”的相似性上,而淡化了“戏”的本质,即“用歌舞讲故事”。 尤其是剧的最后一幕,主角们连一句台词都没有。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,剧组为了自我欣赏,还特地“安排了一句台词”。 这显然违背了歌剧“无声、无唱、无动、无舞”的本体论审美特征。 人们可以说“《徽州女子》是一部好戏”,但很难说“《徽州女子》是一部好黄梅戏”。 因为没有唱就不是戏,没有唱黄梅调就不是黄梅戏。 基本特征是固定的、不可移动的。

当然,尽管存在缺陷,但人们,包括评论家,都给《徽州女子》总体“打分”很高。

与许多戏曲剧种一样,黄梅戏在新世纪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。 剧团重组、剧目传承与创新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、戏曲市场开拓与发展、名家人才流失与保护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。美好的明天,黄梅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参考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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